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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关于加拿大28  发布:2020-01-13

当代中国社会学应该具有的理论自信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坚信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社会学,一定能够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二是坚信中国社会学不仅能够回答中国自身的问题,也能够对回答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作出贡献,因而具有普遍的学术意义。前者是社会学中国化,后者是中国社会学普遍化,二者虽然方向相反,但既是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也是相互融通的两个阶段。

社会学越是中国化,中国社会学就越是普遍化。

进入专题: 社会学本土化  

社会学中国化孕育中国社会学普遍化

社会学;中国;从社会学;学科;话语权

王宁 (进入专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留学海外的优秀社会学者回国,开始反思和扭转鸦片战争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片面西化、全盘西化的风气,倡导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中国社会学,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由此诞生了社会学本土学派,诸如社区学派、文化综合学派等勃然兴起。但由于当时学界认识参差不齐,而且在接踵而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条件下,本土性的研究难以顺利开展,使得社会学中国化的实际进程未如预期。

当代中国社会学应该具有的理论自信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坚信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社会学,一定能够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二是坚信中国社会学不仅能够回答中国自身的问题,也能够对回答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作出贡献,因而具有普遍的学术意义。前者是社会学中国化,后者是中国社会学普遍化,二者虽然方向相反,但既是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也是相互融通的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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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恢复重建后,费孝通、陆学艺、郑杭生等学者坚持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扎扎实实地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社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城乡发展理论和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三农”理论和社会建设理论、社会互构和社会运行理论等重要学术成果,为社会学中国化和中国社会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经过广大社会学人30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社会学伴随中国发展进程,开启了从“社会学中国化”到“中国社会学普遍化”的新阶段。

社会学中国化孕育中国社会学普遍化

   内容提要: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是一个民国时期就已提出的议题。自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学科在中国恢复重建以来,这个议题就不断被提出、讨论和争论。大致来说,围绕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产生了两大阵营:本土化倡议者和本土化反对者。本文首先对双方的争辩进行了梳理,然后分析了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症结所在,最后指出了解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出路。文章认为,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应深入到“知识创新力不足”的制度根源问题。知识创新力不足问题解决了,社会学本土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所谓开启中国社会学普遍化的新阶段,并不是说社会学中国化结束了,而是说二者互为表里、相互贯通,社会学中国化为中国社会学普遍化奠定基础,后者也成为前者的逻辑延伸和更高形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留学海外的优秀社会学者回国,开始反思和扭转鸦片战争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片面西化、全盘西化的风气,倡导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中国社会学,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由此诞生了社会学本土学派,诸如社区学派、文化综合学派等勃然兴起。但由于当时学界认识参差不齐,而且在接踵而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条件下,本土性的研究难以顺利开展,使得社会学中国化的实际进程未如预期。

   关 键 词:社会学  本土化  话语权  知识创新力  学术制度

首先,提出中国社会学普遍化,实质就是争取话语权,增强理论自信。因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社会学不单单是一个地域概念,并非只要研究中国的、或中国人研究的就是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能反映中国社会特质,体现中华文明精髓。它要立足本土,但不能局限于本土,更不能只适合本土,而要努力发掘和发展本土社会学中的普遍化内容。只有这样,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拥有话语权,才能走向世界。

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恢复重建后,费孝通、陆学艺、郑杭生等学者坚持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扎扎实实地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社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城乡发展理论和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三农”理论和社会建设理论、社会互构和社会运行理论等重要学术成果,为社会学中国化和中国社会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经过广大社会学人30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社会学伴随中国发展进程,开启了从“社会学中国化”到“中国社会学普遍化”的新阶段。

  

其次,提出中国社会学普遍化,意味着我们有能力而且有责任从中国社会学传统资源中整理和归纳出对解答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从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经验中概括和提炼出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是“中国化”与“普遍化”相统一的,它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及其复兴现实实践的学术结晶。

所谓开启中国社会学普遍化的新阶段,并不是说社会学中国化结束了,而是说二者互为表里、相互贯通,社会学中国化为中国社会学普遍化奠定基础,后者也成为前者的逻辑延伸和更高形式。

一、问题的缘起

再次,社会学中国化本有之义就不是简单地将西方社会学概念搬用到中国实际,而是中西会通——中西之学的兼容会通、综合创新。而这就必然会走向中国社会学普遍化,即不是囿于中国的特殊性,也不是将这种特殊性推向世界,而是发掘和弘扬中国社会学的普遍性,通过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中国社会学的普遍性与西方社会学的普遍性相融通,共同推动学术发展繁荣。

首先,提出中国社会学普遍化,实质就是争取话语权,增强理论自信。因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社会学不单单是一个地域概念,并非只要研究中国的、或中国人研究的就是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能反映中国社会特质,体现中华文明精髓。它要立足本土,但不能局限于本土,更不能只适合本土,而要努力发掘和发展本土社会学中的普遍化内容。只有这样,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拥有话语权,才能走向世界。

  

中国社会学普遍化的必要性

其次,提出中国社会学普遍化,意味着我们有能力而且有责任从中国社会学传统资源中整理和归纳出对解答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从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经验中概括和提炼出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是“中国化”与“普遍化”相统一的,它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及其复兴现实实践的学术结晶。

   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一个自民国时期以来就不断被提出并加以实践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被再次提出,并不断引起讨论和争论。在此之前,一批台湾和香港的学贯中西的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如杨国枢、黄光国、萧新煌、叶启政、金耀基、杨中芳等已经发动了学术本土化运动。在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在中断了近30年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恢复重建。由于重建过程中急需补课,而补课最便捷的途径之一就是向西方学习,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杜克大学的林南教授和一些美国社会学者参与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工作。而林南也是除费孝通(1983)之外,少数几个较早提出中国大陆社会学本土化倡议的学者之一。

增强理论自信,推动中国社会学普遍化,提倡的是从中国自己的丰富实践中提炼出概念、命题和理论。这些概念、命题和理论只要超出其本身的时空界限,在一定意义上就具有普遍性。

   在参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过程中,林南发现了国内社会学界的几个不良倾向:第一,简单移植。在社会学发展初期阶段,中国社会学者注重政策性运用,来不及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为了获取政府的支持和资源,借用和移植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被认为最为高效便捷。第二,生搬硬套。用中国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的理论,而不考虑其是否适用于中国,忽略中国的特殊性。当中国的经验资料与西方的理论不一致时,学者们不是根据这些差异去发展出新的理论,而是通过切割资料来迎合西方的理论。第三,理论抽象化能力不足。一方面,为了避免与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在非常低的概念抽象层次上来对资料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又缺乏从鲜活的田野资料中形成理论的能力。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学者们或者只能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次,或者只能用中国的资料来验证西方的理论,把中国的资料只当作次级资料来使用(基于演绎逻辑),而不是当作初级资料来使用(基于归纳逻辑)(林南,1986)。林南教授的论述既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性,也对提升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提出了希望。林南教授的倡议很快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回应,并在社会学界引发了一些讨论。

超出其本身时空界限的普遍性,是我们争取学术话语权的基本条件,是我们增强理论自信的基本前提和基础。不然的话,如果只知运用西方社会学的所谓“公认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验事实,或者用中国的事实和数据验证西方的所谓“公认理论”,不论运用得多么地道,都不过是西方理论的扩张。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没有中国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中国社会学就自立不起来。在一个技术领域,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就不可能有制定规则和标准的权利,也就谈不上拥有主动性或平等的话语权。学术领域更是如此。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心概念、提不出基本命题、形不成有影响的理论,总是拾人牙慧,哪里会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可见,对于争取话语权来说,理论是制高点,提出概念是关键。所以,社会学中国化必然的发展逻辑是从自己的土壤中生长出自己的理论,也就是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

   但总体上,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并不热烈。到了2000年以后,社会学本土化才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和争辩的问题。这些学者对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呼应,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对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了20年以后的现状不满的反应(林聚任,2000)。一些学者认为,与译介西方社会学相对较高的水平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水平普遍较低(贺雪峰,2006)。而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西方社会科学不加分析和批评的“移植品格”(邓正来,2008),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中国学者缺乏自主的“问题意识”,只能根据西方社会学理论依据提出研究问题(林聚任,2000;吴重庆,2002);在研究过程中,生硬套用西方理论(谭江华、侯均生,2003;郑杭生,2000,2011),或者用切割和裁剪中国经验的方式来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对话”。这种用中国经验来脚注或局部修正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式的中国经验研究”显得机械而僵硬(贺雪峰,2006)。另一方面,盲目崇拜以模型、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忽略了研究工具和测量手段的适切性和研究对象所处情境的复杂性(如多因多果)(贺雪峰,2006;石英,2013;刘军奎,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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