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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关于加拿大28  发布:2020-01-12

从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到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理论界一项现实而重大的课题。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的“一论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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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在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的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里提到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一般被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化”,这当然没错,但在学理上并不全面。从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的角度来看,“经济学说”的“系统化”不仅是指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系统化”,即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还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更为广泛的“经济学说”的“系统化”,即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这“一论二史”的“经济学说”的“系统化”。对于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来说,“一论二史”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

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等在内的系统综合的理论体系。

《资本论》第一卷呈现的“一论二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作者:韩玉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基础上,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经济建设实践和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经验和素材,中国经济新常态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建构提出了鲜明的时代课题,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学说体系的建构具有基础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功建构不仅将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也将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学说体系建构的节奏和步伐。

今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发表150周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呈现的“一论二史”密切结合的学理依循,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系统化”的集中体现。

吴易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易风文集》,首次较为全面、系统地汇集了他半个多世纪的主要研究成果,展示了其在经济学领域辛勤耕耘的足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经济思想史与政治经济学结合的学理依循就在于:“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阐释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密切关系,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得到充分体现。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指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也可称之为马克思经济学),主要包括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如《资本论》等,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即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经济学创立以来所有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继承和发展的经济学说体系,包括前苏联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斯大林经济思想中正确的部分、中国毛泽东经济思想、邓小平经济理论等等。

恩格斯在提到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社会历史观特征时认为,“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恩格斯强调社会历史观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凸显经济史在政治经济学理论阐释中的重要意义。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通过把农业和手工业之外的“一切产业”,都归结为制造业的办法,使“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经济史作为把握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逻辑的探索,成为《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探索的重要基础和基本根据,也成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系统化”的重要体现。

吴易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吴易风根据马克思的阐述认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应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含了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一文中,吴易风认为,马克思第一次发现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是第一位深入研究和科学阐述产权的各种权利统一与分离学说的理论家。吴易风指出,这为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指明了方向,即在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对法律上的财产关系和经济上的生产关系进行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和调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广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开放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星火传承,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坚持和继承,更是其在当今中国最新的创新和重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处于不同的时代和背景,面临的时代问题不一样,解决的时代课题不相同。马克思经济学的使命主要是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刻彻底的揭露和批判,预言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对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有条件的、理论逻辑上的推测和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中进行理论探索和总结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和新成果,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而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问题阐释中,对“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的经济史研究。马克思把“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划分为两大经济史阶段,即“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和“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二是在相对剩余价值问题阐释中,对工场手工业时期到机器大工业时期发展的经济史研究。马克思指出:“对于由必要劳动转化为剩余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来说,资本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劳动过程,并且只延长它的持续时间,就绝对不够了。它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劳动过程到“变革生产方式”的研究,着力点是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生产方式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变革问题等等,这些构成这一时期的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工场手工业时期到机器大工业时期的经济史研究,揭示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逻辑。三是在资本积累过程问题阐释中,对原始积累的经济史研究。马克思认为,按照“我们的方法”,在研究“已经形成的、在自身基础上运动的资产阶级社会”时,并不排斥资本“形成史”的考察,必然包含“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即“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对“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上的回溯,不仅可以得出一些“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的“原始的方程式”,把过去的研究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结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而且还能够“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只有通过对资本积累这一“必然开始之点”即资本原始积累的经济史研究,才能理解资本积累的本质及其“未来的先兆”和“变易的运动”。

吴易风特别注重对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的研究。他认为,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会使马克思正确的经济理论更具说服力。他与合著者在《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一书中,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建立起商品价值量决定模型、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实现的平衡条件模型等,用数量关系分析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一文中,吴易风建立了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上的多层次生产函数论,用数学模型表述了劳动价值论中的商品二重性和价值规律等理论,使劳动价值论的阐述更加简洁、明确,并提供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实证分析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经济史研究及其意义是十分清楚的。1867年11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刚出版,马克思得知库格曼夫人想读《资本论》,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提到:“请告诉您的夫人,她可以先读我的书的以下部分:《工作日》《协作、分工和机器》,再就是《原始积累》。”在马克思看来,涉及经济史的三个方面的内容,是理解《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和入门,从而凸显了经济史阐释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理解的作用和意义。这就如吴承明先生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所认为的:“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绩效。这就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科学客观地介绍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指由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成的微观经济学与由凯恩斯主义发展而来的宏观经济学的合称。广义的西方经济学指自亚当·斯密创立古典经济学以来,到萨伊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再到边际学派、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再到现代新自由主义等在内的松散庞杂体系的笼统称呼。

熊彼特关于经济学说“科学性”的理解

吴易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主持编写《西方经济学》教材。他和课题组成员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对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准确、细致介绍的同时,还对西方经济学说的阶级性和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做出科学说明。针对西方经济理论数学化问题,吴易风指出:正确的经济理论永远是在经济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的前提和出发点。

广义的西方经济学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有内在联系。亚当·斯密创立古典经济学并由大卫·李嘉图将其发展到巅峰,但“李嘉图两大难题”也直接导致了古典经济学的破产,此后,经济学便沿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由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以科学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巨大的逻辑力量解决了“李嘉图两大难题”,并发展为后来的狭义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另一个方向是由庸俗经济学代表萨伊、边际学派代表门格尔、新古典经济学代表马歇尔等等绕开对“李嘉图两大难题”的回答,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代之以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均衡价格论等混杂拼凑而延续至今的狭义和广义的庞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本是同源,但在是否继承劳动价值论问题上出现分野,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最终形成了逻辑严谨、科学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李嘉图以后的一大批西方经济学者放弃了劳动价值论,逐步形成内容庞杂、表面繁荣,实质矛盾林立、危机重重的松散庞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

从“一论二史”上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这一理解,适合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内在规定和学理旨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于经济学说“系统化”的一般学理要求。

在《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一书中,吴易风与合著者以翔实的资料,严密的论证,在中国首次对两大学派的理论背景、主要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分析和评论,并多侧面地研究了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有关思考

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关于经济学说“科学性”的理解常被提起。熊彼特认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这里提到的“历史”,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缺乏对这“二史”的研究,就难以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显然,“一个人如果从他自己时代的著作站后一步,看一看过去思想的层峦叠嶂而不感受到他自己视野的扩大,那么这个人的头脑肯定是十分迟钝的。”

吴易风是中国较早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他指出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各流派的影响范围有所不同。其中,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影响最大的是萨克斯等人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及鼓吹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快速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20世纪90年代,吴易风访问俄罗斯回来后发表了一篇《访俄报告》,希望中国以俄为鉴,避免落入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和自由化陷阱,保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该报告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中叶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内含着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历史维度及其彻底性和完备性、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和基本性,具有深刻的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品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经济学说的“科学性”来看,熊彼特认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是在于经济学如果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就不可能指望它能理解现时代存在的经济现象及其理论原理;二是在于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无论是经济史还是经济思想史,提供的是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最好的方法;三是在于避免经济学理论分析通常犯有的“缺乏历史的经验”的根本性错误。

长期关注世界和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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